文/王栩

（作品；《山雀派》，［美］雷蒙德·卡佛著，汤伟译，收录于《我打电话的地方——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2年7月）

(资料图)

一个关于分手的经历成为历史，对人物“我”非常好的记忆力来讲，无疑是一个负担。小说《山雀派》即是“我”摆脱负担的讲述，讲述负担的由来与起因，以及相衍相生的始于“我”内心的困扰。

一切源于“我”的回忆。回忆那些粘在“我”脑子里的事，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。“山雀派”是一个与童谣有关的典故，意思是讲述记忆里的事就像背一首童谣一样容易。可它显而易见的负面效应，除了让“我”感受到回忆带来的沉重，心绪不会像背童谣那般愉快。

“那天晚上”，回忆在过去时态的时间面上开了头。一封信，是回忆里的具体事物。这封“我”妻子写的信，以一种不真实的面目带给“我”与“现实世界”相悖的记忆。“我”对自己的记忆力相当自信。“我”所列举出的种种历史事件，意在表明，在和事实有关的事情上，一个非常好的记忆力对“我”起到了不小的帮助。妻子的信，“我”能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，可“我”对信件真实性的怀疑，让复述信件的内容成了靠不住的决定。

怀疑聚焦在对笔迹的认定上。从信的笔迹来看，“我”不相信，信是妻子写的。信里对“我”的指控表露的情绪却是她的。第一次，“我”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疑虑，“我”记得妻子的笔迹对判断信件的真伪没起上任何作用。为了求证妻子的信是否同事实有关，“我”用交代“我们的生活”的方式来巩固自己对记忆力建立的自信。

交代过去的生活验证了记忆力的可靠，心绪却并不令人感到偷快。在“我”和妻子的这段历史中，乡间孤寂的生活让这段历史沉闷无趣。“我”能适应它，妻子则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融入乡间的过程中产生了无助与绝望。这当中又牵扯到曾经的理想。理想丰满到“我”和妻子垂涎于它给一对寻常夫妻带来的虚幻的鼓舞——在乡间拥有一栋房子，享有生活的宁静。事实上，宁静作为孤寂一词的注释，在时间进行到“现在”，于“我”的回忆中明白了当初和妻子去乡间生活并不是个好主意。

对乡间的这段回忆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加速了妻子的衰老。在“我”记得的那些历史事件里，总有一个因素决定了事件的形成，并导致其最终的走向。这一因素在“我”和妻子的生活史上，是孩子们显而易见的冷漠让妻子感到悲伤和不满。尽管如此，来乡间生活对妻子仍然是件很困难的事。“非常困难”。可历史就是这样，总是因素主导了事件，环环相扣的产生了“我”和妻子生活史上难以收拾的不快。

“搬来乡下”的决定让妻子的精神状况变得很差，直到无法继续忍受下去给“我”写了那封处处皆是指控的信。这封信，“我”照正常的书写顺序复述出来，是妻子对目前生活状况的道破。“我俩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能好好谈谈了。我指的是真正的谈话”。妻子的信，对“我”和她的生活史是一段有效的补充。它补充出，在那段乡间生活中，“我”和妻子已处于交流的困境。“孩子们离开了家，我们谈话的时间回来了。……但是能说的却越来越少了”。妻子的信，作为一种历史文本，和“我”的回忆共同构成了一对夫妻过往的生活史料。它不甚明晰，被太多的浓雾包裹着。信的笔迹，依旧是“我”对信的真伪所存留的疑点。

“我”也不能确认这封信一定是假的。其中“有些指控也许是真实的”。事实存在于语焉不详的判断里，这使得历史的迷雾自有其聚积而起的条件。“我”的回忆里，妻子离开的那晚，起雾了。雾，给正在进行的一切蒙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。就是在这么一个雾蒙蒙的晚上，一封信从“我”房间的门缝塞了进来。

信，是否妻子写的，疑点犹如窗外的大雾，总是在对事实的躲闪下难以让人探知到真相。真相往往只有一个，对它的难以触及让获知真相的过程免不了耗费无穷的心力。“我”对妻子的信的再次阅读，即是耗费心力的过程。这个过程，不是去对一段乡间生活史的重新回顾，而是在“我”对信件内容东一句、西一句地阅读下，让构成那段乡间生活史的全部事件失去时间上的顺序。“这样一来，也就削弱了它的打击力”的同时，使得每一个单独的事件都能以摘要的方式有着同真相关联的可能性，并在“我”的记忆里成为历史材料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。

“我”从妻子的信里罗列出的摘要，诸如“滑石粉撒在厕所里，包括墙上和踏脚板上”、“一个弹壳”、“精神病院”、“均衡的观点”、“坟墓”、“孤独感”等等。它们有着历史材料的文本特性，在各自对真相关联的可能性上，成为“我”记忆力的沉重负担。从这些摘要入手，探究妻子离“我”而去的真相犹如研究历史那么复杂而烦琐。其中的精细程度不但要剖析每个材料的独特性，更要拨开迷雾直面材料背后的终极意义。

小说对终极意义的表现，在于卡佛用出现在浓雾中的两匹马暗示出从乡间搬离，是“我”和妻子仍然可以相依相伴的一种选择。可那是历史制造出的终极意义，绝非基于“我”的心性而产生出来的终极意义。

浓雾中的两匹马被闻讯而来的牧场工人赶上了拖车。“拖车里的一匹马嘶鸣起来，另一匹也跟着嘶鸣起来”。嘶鸣传递出不安的讯号，挤在一个拖车里的两匹马不再拥有在草坪上随意吃草的惬意，拖车所象征的狭窄空间会挤压成它们此后的生活。那不是“我”的生活。或者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对“我”来说，不再重要。解释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是记忆留下的负担。卸去这样的负担，重要的在于清除记下的那些历史。这样，不再有沉重的记忆，不再背负历史前行。

“我在对历史说再见。我亲爱的，再见”。回忆到此为至。以之结尾，恰似“我”心绪的放松。妻子的离去，就像对一段历史的告别。摆脱了记忆的纠缠，至少在“我”这里，不会留下多年以后，某个人可资回想的记录在解释的层面进行涂抹和描画。这是历史馈赠后人的形式，在“我”明了一切的前提下，于“现在”的时间面上及时阻止了它的延续。

卡佛洞悉了历史的诡异，也明白记忆一旦承载了历史所获得的沉重。这难以改变。可一个关于分手的故事能隐含卡佛想说的话，愿意如何面对生活，沉重地还是轻松地，对卡佛来讲，答案并非二选其一。

——文中图片均为网络配图，与正文内容无涉——